父子爱报刊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邮政局 杨思良

　　我和儿子都与邮发报刊有着深深的情缘。我们父子爱读报刊，已是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了。
　　从1971年到1976年，我是县局惟一的邮发报刊发行员，主要负责窗口收订、全县订阅要数和每天进口报刊的分发。那时，党报党刊发行量很大，仅《贵州日报》全县期发数就达4500份。工作量虽大，但我严格要求自己，6年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差错。
　　儿子5岁的时候，我把他从农村接到自己身边。每天下午邮车来了后，紧张的报刊分发工作就开始了。懂事的儿子看我忙不过来，就帮我剪袋绳、搬杂志，遇着有儿童读物，他就恳求我在保证不弄坏书的情况下，允许他看一看。看着儿子渴望知识的眼睛，收入微薄的我，毅然给他订了一些适合他的读物，年年不曾中断。儿子在读书看报时，很善于发现问题，有时提的问题还难住了我。久而久之，儿子养成了良好的看报读书习惯。
　　1979年，我调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邮电局，任局办公室综合秘书。这期间，我不仅读书看报，还利用业余时间给省内外一些报纸和省、州电台投稿，稿件见报率日渐提高，自己也被一些报刊、电台聘为特约记者、通讯员。
　　儿子上学后，我们父子间形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每天晚饭后，我就回到办公室看书读报或写稿，我俩住的那间破败的小平房，就成了儿子惟一的“学习阵地”，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九年。有时，我利用探亲假回农村帮妻子和女儿干活，儿子一人在家，也非常自觉，始终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阅读报刊中。在他求学的日子里，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8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曾去看过他。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整齐地堆放着一些报刊，有党报党刊，有《兵器知识》、《亚太经济时报》、《华商时报》等。儿子告诉我，多年的习惯改不了，每天必须要抽出些时间了解和掌握一些信息，才能更好地工作。
　　报刊给了我们父子知识，更给了我们战胜困难不断进取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