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让人称奇的邮政世家，从祖父李成章1907年投身“大清邮政”起，到2007年，整整100年时间,这家人祖孙四代承续邮政事业，历经从封建社会的“大清邮政”，到民国时期的“中华邮政”，再到新中国的“人民邮政”沿革变迁，由“一根扁担两根绳，一盏马灯两只铃”的步班信差到今天的网络传输，一家人见证了中国邮政坎坷兴衰的发展史。

　　春节前夕，河南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王小东，在南阳市邮政局局长李显林的陪同下，专门慰问了这个传奇家庭的第三代邮政人李天奇和第四代邮政人他的儿子李晓新，他说：“你们是‘四世同邮’家庭，一百年的邮政情结实在可贵。走过了邮政的风风雨雨，一代传承一代，邮政从艰难发展到辉煌，你们是见证人。现在邮政日子好过了，将来会有更多的邮政世家奋战在邮政战线，我代表全省的邮政人感谢你们！”

　　近日，记者一行赶往河南省唐河县邮政局，采访了李天奇、李晓新父子。

　　“大清邮政”时祖父送信全靠两条腿

　　今年52岁的李天奇祖籍河南省县泌阳源潭镇，1980年接父亲的班参加邮政工作，曾先后在新野县邮政局、唐河县邮政局担任投递员、打字员、工会干事、统计，现任唐河县邮政局财务股股长。

　　李天奇说，他的爷爷李成章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1907年在泌阳当邮差，承担泌阳至源潭步班邮路的运递任务，当时称“大清邮政”。

　　爷爷李成章运递邮件主要靠步行挑担。当时邮差中流传的打油诗“一根扁担两根绳，一盏马灯两只铃”就是当时邮差的典型形象。邮差没有任何劳保用品，邮政局仅发一件无领无袖带有红边的绿色号坎（当时叫号衣），带有胸补的上面饰有黄色“邮政局邮差”字，以标明邮差的身份；随身携带大清邮政局颁发的“护照”（相当于工作证）。李成章主要担负泌阳至源潭的邮件运递任务。虽然家在源潭，但他只能住在泌阳，日复一日地在两地间往返，披星戴月地在漫长的邮路上跋涉，只有歇班时才能回源潭与家人见上一面。

　　清末时期的邮路，就是一条邮差的辛酸路。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打上裹腿出发了，挑着三四十公斤的担子，徒步近百里，饿了，啃一口干馍，渴了，喝几口凉水。饱受风霜暑热不说，还要手持棍棒，以防野狼、野狗的侵袭。几十公里邮路要走近两天时间，担着沉重的邮件风餐露宿，既要赶夜路，还要穿越人际荒芜的地带，中途还没有人替换，有时甚至会遭遇土匪。1911年6月12日，邮差们在致邮政总办帛黎的禀帖中说：“每日分送信件，差务本极烦劳，虽狂风大雨，酷暑严寒，无敢少停。每遇信多之时，披星戴月，忘食废寝，但职份当然，既不敢居功，也无须诉苦，现奉总巡查传知，每日添加两班，实难遵办……”由此可以想像当时邮差们的艰辛程度。但对于那个年代的所有邮差来说，每一封书信都是他们的使命。

　　有一次，李成章遇到四个劫匪，他害怕得腿在打颤，却本能地护着邮袋，说：“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但这些信你们得留给我。”土匪们很佩服眼前这个年轻人，小头目说：“俺们也不为难你！”只抢了李成章身上为数不多的钱，便放他离开了。在没有汇款业务的年代，邮包里的很多信都是夹带着金钱，李成章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但信中夹带的钱却分文未少。

　　李天奇说，清朝末年的邮资较贵，有钱人家才会寄信，穷人是舍不得为寄封信白白扔掉十几个烧饼的。当时1分银等于16个铜板，而一个铜板能买一个烧饼，寄一封100公里以内的平信就要16个铜板，对于穷人来说，这个花费实在太奢侈了。所以，当时能够寄信的多数是官员、商人和家境好的人。

　　1935年，由于长年奔波劳累，身体较差，年近50岁的李成章已体力不支，便把扁担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李天奇的父亲李长兴，让他接替自己的邮差工作。1948年，63岁的李成章病逝于源潭老家。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李天奇不知道爷爷的模样，在他头脑里，爷爷当年的画像应该就是一些耄耋老人所描述的“不论春夏秋冬，在泌阳至源潭的路途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留着长辫、担着信挑的身影在长途跋涉”。

　　“中华邮政”时期父亲接过扁担当邮差

　　邮政世家的第二代邮政人李长兴生于1911年，1935年从父亲李成章那里接过信挑扁担的时候也才20多岁。当时已是民国时期，称“中华邮政”。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在泌阳至源潭的邮路上跑了10年，直到1945年。虽然时代进步了，但邮差的工作条件并未改变多少，依然原始、简陋，可运递的工作量却更大了，加之兵荒马乱，其艰辛和危险比起上一辈有过之而无不及。邮差当时每月仅10多元（硬币）的工资，每天天不亮就上路，夜行还要准备晚饭带在身上，用菜油灯笼照明，将铁皮饭盒搁在灯笼上，利用灯笼的余热保温。那时的出班民谣是这样唱的：

　　李天奇说，父亲当邮差前在源潭街上给生意人当学徒，根本没干过苦力，突然接过如此沉重的担子，挑着数十公斤的邮件一天要跑几十公里邮路，困难可想而知。由于负重增加，父亲的肩膀一次次被扁担磨破，血水、汗水浸湿了邮包，但在爷爷的严格要求下，他还是咬着牙关忍着剧痛坚持了下去。父亲肩膀上被扁担磨破而留下的一道道伤疤深深烙在儿时李天奇的记忆深处。

　　李长兴成了远近闻名的信差，许多有家人在外的乡亲都翘首企盼他的到来。沿途不少群众都认识他，给他提供了帮助和支持，虽说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但他的工作很少受到影响，即便是匪患也一般不找邮差的事，所谓“盗亦有道”，这些倒是给了李长兴很大的慰藉。

　　直到解放前，李长兴才被调到漯河邮局、开封邮局，当邮差的工作才结束。1948年开封解放，邮局被新中国整体接收，李长兴担着信挑迈入了新中国，有幸成为“人民邮政”的一员，李家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其后，李长兴在豫东的杞县邮局工作，1962年调回新野邮局，1967年退休。

　　李天奇说，与爷爷相比，他的父亲是幸运的，尽管他生于清(朝)民(国)交替之际，生长和工作在烽火连天、时局动荡的年代，但他盼到了解放，有幸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名邮政人。

　　邮电分营时李天奇选择了邮政

　　1980年，李长兴临终前交代：“天奇文化高些，让他接我的班。”李天奇弟兄四个，当时，大哥二哥已经工作，三哥和他在家务农。要知道，那时候能吃上“皇粮”是多少农村人的梦想！按理儿，该是三哥接班，但三哥没有上过高中。李天奇说：“我们全家人都明白父亲的意思，知道邮政在他心中的分量。”这样，20多岁的李天奇继承父业，进入新野县邮电局当了一名投递员，不同的是，他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自行车了。穿上绿色的邮政制服，骑着一辆崭新的带有邮局标志的自行车去送信送报是多么神气!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期，买辆自行车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一辈一辈薪火相传的精神到了李天奇这一代，除了被倾注更多的感情外，就是使他有了更多的责任感。他每到祖坟上，都会伫立良久，默默地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告知九泉下的先人，在他心中，总是感到爷爷、父亲的眼睛时刻在看着自己，提醒、鞭策着自己，这使他在工作上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他参加工作27年来，无论是当投递员、打字员，还是当干事、股长，都日复一日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赞扬，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唐河县邮政局局长陈敬民评价他是“邮政的楷模，职工的榜样”！

　　1998年邮电分营时，许多人托关系找路子要求分在电信，李天奇当时是唐河县邮电局财务股长，又是该局分营领导小组成员，按当时的工作岗位划分，李天奇是选择邮、电均可，但他主动找到局领导坚决要求到邮政去，他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家离不开邮政，请领导成全我。”在他看来，邮政与李家有缘有源，感情深厚。

　　他说，受祖辈、父辈的影响较深，自己又干了这么多年的邮政，热爱这个工作，深厚的感情使他无法割舍。同时，他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邮政网，邮政事业是神圣的，大陆和台湾的“三通”之一“通邮”就是明证。现代社会信息科技再发达，通讯手段再先进也无法取代实物传递，而这正是邮政网络的优势所在。

　　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了李家第四代邮政人

　　李天奇只有一个儿子。小伙子长得高大帅气，又是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生。在父亲李天奇的影响下，2006年年底，22岁的李晓新从湖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毅然放弃更好的就业机会，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唐河县邮政局工作，从而接过了从曾祖父时开始传承的邮政“接力棒”，成为第四代邮政人。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他不再像前三辈那样当邮差，而是从事邮政传输网络设备的维护工作。

　　本来，李晓新毕业时也想通过在南阳市、平顶山市工作的两个亲戚寻求个好工作，或者是出去闯荡闯荡。李天奇得知儿子的这一想法后，想着自己就这一个孩子，如果不到邮局工作，邮政世家就断档了，这无论如何也不行。于是，李天奇反复做儿子的思想工作，说：“咱祖上就干邮政，解放初期咱家七口人全靠你爷爷从邮政局领取的工资维持生活，平安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就是当临时工，也要回来干邮政！”儿子最终被说服了，放弃了在大城市的就业机会，成为邮政战线上的一名新兵。

　　在唐河县邮政局综合机房，我们见到了工作中的李晓新。他一脸未脱的学生气，白白的，戴着眼镜，一身白大褂，坐在电脑前正专心致志地工作。他感慨地告诉记者，曾祖父和祖父当邮差时肩挑担子全靠走，父亲干邮递员是骑着自行车送邮件，而现在他只用坐在现代化的机房里操作键盘、轻点鼠标，许多业务眨眼工夫就办好了。他说：“我要向祖辈和父亲学习，握紧这个‘接力棒’，为邮政做贡献。”

　　采访要结束了，李天奇最后说，虽然现在邮政工作收入不高，但这个工作传递的是人间真情，十分有意义。一家四代人献身神圣的邮政事业，无论付出多少，他们都无怨无悔，而中国邮政也养育了他们一家人。饮水思源，他家更应该回报邮政、回报社会，尽最大努力让儿子、儿子的儿子为邮政事业做贡献。

“大清邮政”时期邮差用的摇铃。	“大清邮政”时期的邮袋。
图为春节前夕，河南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王小东（右一）看望李天奇（中）、李晓新（左一）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