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邮品炒作深恶痛绝！]
--与著名集邮家杨耀增先生谈集邮

本报记者 孙晓滢

    邮票被人们誉为国家的名片，又是一部通晓古今的小型“百科全书”。集邮不仅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传递真情，增进友谊，而且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是生活中一种非常文明的嗜好。天津集邮历史悠久，集邮名家荟萃，今年７６岁高龄的杨耀增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活跃在邮坛的名家，杨老担任中华全国集邮联一至三届学术委员，天津市集邮协会二、三、四三届理事和学委会副主任，他勤于笔耕，曾多次撰文进行邮学研究和邮坛打假。这位有着６２年集邮历史的老人日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虽身体欠佳，却仍然侃侃而谈，对集邮有着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
    说起这次采访，真是很难得。杨老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尤其怕天冷和刮风，在隆冬季节，他讲话都很困难。为了约定采访时间，我至少与他通过七八次电话。电话中，杨老发声困难，不住地咳喘，我心中十分不忍，早已打了退堂鼓。然而老人并没有拒绝我，而是热情地与我商定：春暖花正开，我们好交谈。３月１５日这天，天津的室外温度已达２０度，我如约于下午来到杨老的家。杨老穿着厚厚的毛衣和夹克外衣坐在窗前的躺椅上，腿上还盖着一块小毯子，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杨老的身上。屋内陈设简朴而又整洁，书柜里摆满各种书刊，有集邮刊物、邮政史料、地方史志、民俗趣闻和我国早期的各种邮刊以及近期的国内外邮刊。书桌上除了眼镜、笔、纸，还有一些小药瓶。
    杨老面容清癯，双目炯炯有神，说话也掷地有声。
    杨耀增先生认为，正确的集邮方式可以分为三种层次：一种是以欣赏邮票、从中了解文化知识为目的，这属于大众化的集邮；另一种是以参加国内、国际邮展为目的，对邮政史或某一专题进行研究，并组织成一部邮集，这种集邮爱好者也比较多，属于中等层次的；还有一种是以研究“三史”为目的（即中国邮政史、邮票史、集邮史），并含有对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方面内容进行研究并著书立说，这部分人比较少。“我就是通过集邮，从邮票、明信片等邮政用品中了解历史并进行研究的。其实每个人最初的集邮目的也不都是很明确，只是一种爱好。”
    当记者请他谈谈对集邮的理解时，杨老态度坚决地说：集邮就是集邮！我对邮品炒作深恶痛绝！不可否认，邮票保存若干年后，受存世量、珍罕度、供求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会有增值、升值现象的发生，极个别较为稀少的，也可能有较大幅度的升值，这是很自然的事，这种自然升值，并非人为所能左右。这与“炒邮”是截然不同的。如今鼓吹集邮投资的人，其宣传结果是把人们引向歧途。
    杨老对目前某些投机者将整包、成盒的邮票和小型张炒来炒去这种局面非常气愤。他认为：这种炒邮违背了集邮的本意。他说，那些“邮市评论家”将邮票和股票相提并论，并套用股市上的一些术语，引导人们将新发行的邮票、小型张，整包成盒地倒来倒去，企盼一夜之间即可暴富。有些传媒也摇旗呐喊，刊登一些不负责任的邮市“预测”、“评论”。这真是集邮的悲剧！
    杨老随手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由中华集邮联合会出版的《中国集邮史》，“你看看第四章，上面就有我写的上海解放前夕刮起的邮票囤积倒把风的内容，你看那是什么下场！”按照杨老的指点，我看到这样一段内容：解放前夕的上海，因为通货膨胀，投机倒把之风盛行，许多经营邮票的邮商囤积大量的邮票，整包的邮票都作为筹码成千上万地在少数大户手中炒来炒去。
    杨老介绍说：那时邮商袁必成开设的成记邮票社，专门划出场地供大批量成交使用……上述那些纪念邮票，现在在全国各地邮市上，几乎都能见到它们，其价格低得可怜，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票。
    炒邮的下场如此可悲，而驱动人们这样做的原因却是“利”字。对如今人们过分关注集邮的“储财”功能，轻视邮票收集的状况，杨老感慨万端。“我是从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开始集邮的，就是为了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完全是自娱自乐式的业余爱好。最大的满足是集全了每套邮票，其他方面想得很少。看来似乎有点天真，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当偶然得到自己所缺的邮票，那种愉快的心情，笔墨很难形容。究其原因，就是头脑中对“集”字考虑较多，经济方面考虑得很少。我的习惯是各种邮票只存一套，小版张同样自己留存一张，另外几张与人交换自己所缺的邮票，真是很轻松！”
    聆听着杨老缓缓的讲述，我仿佛看到了青年时杨耀增热心购买邮票、邮品，阅读邮刊，研究邮识，品尝集邮之乐的情景。窗外偶尔传来的一两声鸟叫打破了我的遐想，也为我们的交谈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当我要告别杨老时，他告诫说：邮品炒作就像沙尘暴一样，现在也许看不到危害，多年以后会尝到恶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