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丁玲
文/傅光明
中国人肯定是习惯将约定俗成,甚至见怪不怪的人或事称作能够接受的“本类”的,要不为什么总把那不能接受的“叛逆”的人或物归为“另类”呢。丁玲在创作伊始就以“另类”的手法塑造了叛逆的“另类”人物莎菲。因为在莎菲之前,中国的文学人物里面从没有出现过这一类女子,竟敢在惯于把女性当玩物的男权社会,反过来“玩弄”男性,且“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以自己的生命为玩具,这个人物虽然以旧礼教的叛逆者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只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颓废倾向的化身。”(周扬语)打入“另类”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可以说,丁玲最早就是以“另类”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坛的。对于写作的初衷,她在晚年写的《我的生平与创作》中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雕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写作的。”
丁玲这样说是不是一种“胜利者的宣传”不得而知。但假设她写《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是抱着“她的全部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而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颓废倾向”,还会有日本学者中岛碧女士在其《丁玲论》中说的那个丁玲吗?“敢于如此大胆地以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
有意思的是,丁玲一生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始终就是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类”命运中轮回着。以至于50年代有人在批判丁玲的“另类”时干脆指斥说:“莎菲就是丁玲,丁玲就是莎菲!”“莎菲是个坏女人,丁玲就是坏女人!”晚年丁玲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年轻时的“坏”,才在评说当年写这个敢于赤裸裸表达女性的性爱和情爱要求的小说时强调,“莎菲没有什么性的要求嘛。”这时候,我觉得丁玲又不够“另类”了。
由此就不难理解,到了80年代的丁玲,已不再喜欢人们谈论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另类”创作,而把《杜晚香》当成自己最好的作品。她在《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一文中说:“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漩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几级台风。但我因此得到了很难得的经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我这样常在风浪中走,等于在不断受到锻炼,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这里画出了一条丁玲人生的大曲线,里面当然包含着无数说不清的复杂的小曲线。但简单说来就是,丁玲在“一帆风顺”之后,从莎菲这一“另类”的“云霄”,跌入了“激流漩涡”。当她从“风浪中”“不断受到锻炼”以后,又走向了“另类”的“杜晚香”。这是再一次的“云霄”,还是“海底”?“丁玲现象”能那么容易说清楚吗?
丁玲有许多“另类”的面孔。施蛰存先生在《丁玲的“傲气”》一文中回忆丁玲在上海大学时的情形说,她第一是有“女大学生的傲气”,因为那时上海还没有几所男女兼收的大学,另外的“傲气”是“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我想这就有点“另类”了。她晚年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这么“傲气”,这么“另类”。她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时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她和胡也频同居是如此,到后来与冯达同居也是如此。
这个时候她是“莎菲式”张扬的“另类”。
但很快,她就像她1942年在《风雨中忆萧红》中所说的那样,“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她“左”倾了,主编了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反蒋抗日。她革命了,1932年2月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便被国民党视为“另类”,遭到绑架逮捕,关在南京等地囚禁了4年。她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这一段的经历。
不知有多少人责难,丁玲在关押期间,居然还和出卖了她的叛徒丈夫冯达生了女儿。可真够“另类”的了。在他们心目中,此时的丁玲正和她笔下的贞贞一样,是个在双重意义上丧失了节操的“寡廉鲜耻的女人”。我想,在惯常把革命看成连作为人的权利也要一起革掉的人们,主要是男人们的眼里(虽然他们自己在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做太监,并不停地使女人们受精怀孕),这种行为无疑是给革命抹黑的“另类”的行为。但只要稍稍从一个人,特别是女人,在信仰和理想之外还有性欲和情爱的基本要求上来考虑,谁还是或谁该是“另类”呢?
丁玲在狱中的遭遇和感受不会比贞贞的舒服。借用王蒙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她们都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王蒙先生还有一点说得很到位:“她是那一辈人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她的女性写作,真是让人牵肠挂肚,翻瓶倒罐。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
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说,“我是一个喜欢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贞贞)就正是这样。”丁玲自身何尝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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