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时代的《读者》

　　一个不小资的城市出现一本小资的杂志多少会让人有些意外。然而究其根底，这本以高中文化水平的识字人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文摘杂志，却并非发迹于小资时代。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原名《读者文摘》的这本杂志领风气之先，选载精短雅致的文章，调剂着劳苦大众紧张的工作与生活。在彼时，这本选材区别于国内大多数文摘类杂志的刊物，流露着思想的细腻和深度以及人文的博大和精致。其中大量刊登着刘墉故作哲理化的短文以及林清玄的佛性散文，捎带着国外所谓精品的启迪灵性式散文，当然也收罗有反映中国社会和文化现实的理性评论文章，不张扬的，透着内蕴和时代的精髓。正是它如此的定位才决定了它的销量。毋庸置疑，它对文化的传播是有贡献的，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却未必有什么促进作用。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有８０％的识字人或多或少地看过《读者》，从一而终的人却没多少，随着知识形态的变化，大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了它，旧书摊上的旧杂志中，也以《读者》居多。

　　有人说《读者》是中国杂志中的贵族，大概有他的道理。但在它成长为一个风姿绰约雍容华贵的少妇时，却被来自美国的同名男人调戏了一把，为避免对方的纠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只好改名。谁知砍去了刊名的后半截，给人的感觉却是它伤了元气，内容由雅致变得俗气，形式上不断重复着自己。盛名之下，已经不副。

　　一本杂志只有和一群读者同步变化，才可以使人能与它长相厮守。不能说《读者》没变，但由大众变得小资，对于杂志本身来说，也许不是什么长远的好事。在中国的文摘类杂志中，从内在到外在都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模式的，可能也仅有《读者》一家了。正因为如此，也就限制了它很难作出面目一新的变化，惟一的改观也许就是它从一个华贵的少妇蜕变成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小资男人，并且在沾沾自喜地向同胞们炫耀：流行的就是最好的！

　　果真如此吗？

　　这两天硬着头皮翻看久违的《读者》，心里并没有数年不见的亲热感。城市版的就不用说了，如果某个强烈热爱虚荣的家庭妇女需要在公交车上向别人显示自己还排在知识分子行列，那么她手上拿的绝对是《读者》的城市版。倒是乡村版的，很显得淳朴，从版式到内容，都更接近生活本身，也能看出很多年前《读者文摘》的丰韵，至少上面的些许文章，还能让我记住三天以上。

　　据说甘肃是因为有了《读者》才成为期刊大省，我说不清这是甘肃出版业的悲哀还是荣耀。但我知道，甘肃的其他杂志并不是有了《读者》才成为优秀的。《读者》的优秀也不完全是甘肃出版业的优秀。

　　在甘肃某县，有一片被命名为“读者林”的树林，是《读者》很大气的一个行动。也许在很多年后，经过《读者》和读者旷日持久的努力，那里会升起一片茂密的森林，应该能补偿《读者》多年来浪费掉的木材。文／谷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