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种子不死

文／祝毅晶

　　比起安德烈·纪德，中国读者更熟悉保罗·萨特这样的法国作家。但萨特曾以谦恭的口吻写道：“我的小说带有一股臭味。纪德的漂亮的句子，是没有臭味的。”

　　时至今日，纪德作品中丰富的主题与动机，已引起世界范围的感谢与赞美。然而，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臭味的纪德却像瘟疫一样饱受误解和责备。纪德被描绘成“邪恶的大师”、“一个蒙面的魔鬼”。

　　《纪德传》（皮埃尔·勒巴普著，苏文平、黄贤福、高艳春译，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１年１月第一版）揭示了这个文学天才的双重人格及其不同寻常的意义。纪德把双重人格当成自己的“本性”，给自己找到了生理和心理上的根源。为了走出本性的阴影，他采取了漂泊人生、放纵欲望和冥思苦想，把自己的一生像作品一样献给世界。

　　生于１８７０年的纪德以其无畏与执著，陈述并传播着一些使传统卫道者震惊的思想。他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而对所攻击的禁区来说，其文学才情使他变得更具爆发力。他像所有体面人一样拥有让人羡慕的家室，却公开承认自己是不可救药的同性恋者，视舆论的轩然大波如无物。一生体弱多病，由于健康原因甚至不能接受小学教育，却奇迹般地活了８２岁。年轻时即展露写作才华，却直到４０岁才赢得作家的声望。从外交部领到去非洲刚果游历消遣的肥差，回头却写出对压迫、苦役和屠杀的抗议文章，大骂法国政府“在殖民地种种可怕的滥用职权之事”。当苏联的形象被西方舆论肆意歪曲时，出自豪门的纪德却公开声援这个新生的政权，甚至赶到莫斯科给高尔基致悼词。而当亲身游历考察了苏联之后，他又毫不客气地抨击那些政治迫害和新等级制度。当整个西欧面临法西斯主义的滔天浊浪时，他又义无反顾地挺身反对。当暮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时，他竟为自己少年之作的“伤风败俗”认真辩护。

　　综观其５０年的文学生涯，纪德的多变与善变，并非因为身段灵活，而是出于一个作家的绝对纯洁、绝对真诚和绝对良知。他身上有一部分是魔鬼，这个魔鬼是他伤口的动力之一，也是他的力量所在。他的伤口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读者和时代的严峻考验。事实上魔鬼存在于任何人身上，只要人们没有忘记它，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坏事就可以变为好事，狂热、缺陷、污点等也是一样。没有魔鬼，就没有斗争，就没有困难，就没有新发现。没有斗争，就只会有贫乏、空虚、接受、容易、谎话。他脑子里常常回想起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越过的障碍，抹不去的皱纹，与生俱来或后天养成的好习惯与坏习惯等。这些都是他的财富。按照纪德的说法，假如“没有魔鬼的合作，就不会诞生艺术作品。”而假如种子不死，就肯定会迸发生命的能量。

　　纪德一开始就不是那种会脱胎换骨的人，也不会否定过去的自我。他在大型回忆录《人间食粮》中如此评判自我——此公乃人间的一个孩子，他玩各种牌，好牌或坏牌；他得心应手，无羞无悔，但不盲从。言下之意是人有充分表达人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会超出他们理智和生活的范围，目的是为了找到他们自己，或者找到上帝。世界上任何保护主义都不能阻止语言、形状和声音像鸟儿越过墙头一样飞过国界。

　　纪德延续了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前辈作家的道路。这两个作家的精神和人性，预示了那个时代的全部阴冷与热烈。他的理解是：“如果他们没有生病，就不会想方设法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求那个和谐，而不排斥他自己的不和谐。只有不正常的人，能够挣脱现有规范的束缚。”纪德消化吸收了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在自己身上早已存在的东西。他是第三个生病的灵魂。

　　在最震撼人心的杰作《窄门》中，纪德以飘忽不定的语气讲述让人柔肠寸断的情感故事，在爱与拒绝之间，现代人的内心孤独无援。强势者要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弱势者却能够穿过针眼进入天堂。针眼就是一道窄窄的门。正是因为无计消解的困惑，因为灵魂的病倒，纪德揭示了一个秘密：“上帝”和“我自己”是一样的。他在大写的人与上帝之间划上了等号。

　　在临终之作《岱塞》中，纪德骄傲地宣称：“我对自己的命运还是满意的，我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为了未来人性的美好，我尽了自己的职责。我生活过。”他对未来的时代寄予厚望：“我有理由相信，少数人的道德，它或早或晚，也会以胜利而告终。”

　　这个不拘一格的灵魂如季风般吹过他的时代。多少光阴悠悠逝去，多少屈辱和悲哀在继续，但毕竟，时代在放开大步往前走，具备良知的人们终于开始关注人性的进步，少数人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人，弱势者不再是注定的受损害者。不死的种子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