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瑞:倾情打造“东方００７”

被访者：张宝瑞 采访者：司马南

关于张宝瑞

　　张宝瑞，１９５２年生于北京，从小热爱写作，１９６９年进入工厂当工人，在工厂工作时期开始手抄本写作，是“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他已创作发表《一只绣花鞋》、《落花梦》、《人为谁活着﹖》、《醉鬼张三》、《你到底想要什么﹖》等１８部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小说、影视剧本等５００余万字的文学作品。

　　两年前，随着著名作家张宝瑞先生原创的《一只绣花鞋》、《落花梦》、《叶飞三下江南》等“文革”时期小说的正式出版，“手抄本文学”在中国再次掀起热潮，它不仅带给从文化饥荒年代跋涉过来的人们一种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怀旧情感，同时也为生活在多元信息时代的人们提供了独特的精神享受。最近，文化艺术出版社又隆重推出这位“手抄本文学”代表人物的４部原创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续）、《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和《十三号凶宅》，笔者闻讯前往拜访。

“手抄本”为什么如此“热”？

　　司马南：对于两年前由您及您“文革”时期创作的小说掀起的“手抄本热”，不少人至今记忆犹新。您本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宝瑞：我非常愿意回忆那段愉快的日子。其时，书摊、网络、报刊随处可见有关的书籍、连载及报道；文艺界、出版界纷纷召开专题研讨会、座谈会；根据《一只绣花鞋》改编的广播剧迅速录制完成，而电视连续剧也吸引了一批优秀艺员担纲……这部电视连续剧不日就将与观众见面。

　　昔日的手抄本成为现今的畅销书，这在我的预想之中。但我始料不及的是，手抄本竟会如此“热”！美国一位富翁，在他年轻貌美的华裔妻子的再三游说下，专程飞到北京，找我签名赠书；一位匿名女士半夜打来电话，咯咯笑道：“我就是你要找的梅花党，我就是白家三小姐白薇！”我还因此戴上了好几顶高帽，如“中国的克里斯蒂”、“中国的希区柯克”、“中国恐怖小说的先驱”、“中国后现代文学的先驱”、“悬念大师”……

　　“手抄本热”有其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原因，展开来讲，够出一本专著了。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手抄本小说既然能给读者以往日的安慰、给来者以借鉴，证明了它作为一种群体劳动和自由创作的生命力和价值；第二，在今天，在文学的诸多功能中，娱乐显得越来越重要。

　　司马南：您此次又推出４部手抄本小说，是不是就是因为受到“手抄本热”的鼓舞与激励？

  张宝瑞：只是原因之一吧。早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我就盼望着有正常出版的那一天。没有一个作家不希望他的作品被更多的人喜爱，对更多的人有用，当时是迫于政治高压，没有办法。如今欣逢盛世，时机成熟。“文革”时期流传的手抄本小说共有３００多部，我一人写了２０多部。我经常痛惜的是，其中的一部分毁于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因为一个朋友被捕，担心受牵连，我连夜烧掉了一批批评时弊的当代题材小说。所以对幸存下来的小说，我自然加倍珍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们公之于众。

　　我刚才提到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这很重要。在国外，恐怖、侦破类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而在我们国家，这类小说同样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心理需求。另外，我认为手抄本中的反特侦破类小说所表现的公安人员的英雄主义气概在今天并不过时，依然是需要弘扬的。

“东方００７”与“新悬念”

　　司马南：听您的意思，这五部手抄本小说都是恐怖、反特侦破类吧？它们都是“张版”吗？

　　张宝瑞：说对了。“文革”时期的手抄本大概可以分成这样七类：悬念、传奇的反特侦破小说，如《一只绣花鞋》；以反映科学家为中心的小说，如《第二次握手》；不太健康、描写过于露骨的小说，如《少女之心》；采用中国古典传统形式的神话志怪小说，如《落花梦》；日记；剧本以及地下诗歌。我这五部小说都属第一类，也是“文革”手抄本最为盛行的。

　　此前，除不太健康、描写过于露骨的第三类，其他六类陆续正式出版过，像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我的《一只绣花鞋》、《落花梦》。两年前我主编的《文革手抄本经典文库》门类比较齐全。然而，同一类型，构成系列的，还是首次。

　　这４部小说我称之为“梅花档案”系列，讲的都是我公安人员与国民党梅花组织斗智斗勇的故事。为什么要推出《一只绣花鞋》续集呢？一是应读者要求——《一只绣花鞋》出版后，十分畅销，不少读者希望我出版续集；二是“绣花鞋”版本较多，内容丰富，但限于篇幅，一些精彩情节不能悉数收入。《十三号凶宅》过去流传的多与同名电影一样，主题为凶杀案，我的主题是反特侦破。其他如《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等，名字大家可能都不陌生，过去也有不少版本流传，但我的版本与它们不同。

　　司马南：即将推出的这４部手抄本小说还有哪些特点？

　　张宝瑞：首先是这４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人：我公安人员龙飞。西方的“００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我一直想打造一个“东方００７”或者说“中国００７”。“龙飞”这个人物的职业、性格、传奇性都与００７相似。至于打造的成功与否，有待于读者的评判。

　　另一个特色是“新悬念”。在“手抄本热”时，也有人、主要是文人质疑它的简单、粗糙与肤浅。这不难理解，毕竟它是民间的、大众化的。我对此进行过深入思考。这４部小说都是在旧版基础上加工的，加工的原则是，保持原汁原味，丰富叙述手段。

　　所谓“新悬念”，是相对于旧版老式、传统的“旧悬念”而言的。经“新悬念”着力演绎后，这４部小说一改从前的手抄本只重情节不重人物心理活动的欠缺，使得悬念不断，充满张力；同时更注重人物塑造，而不是从前生硬的“高大全”形象。

如何与恐怖、侦破题材结缘

　　司马南：“文革”是中国一个特殊时期。听说您在１９７９年考上人大分校新闻系前，在学校只念到初一？那么您是如何走上创作之路的？

　　张宝瑞：我是“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毕业生，即所谓的“老初一毕业生”。我走上创作之路与学校教育关系不大，我要感激的是从小的爱好、母亲的引导以及一批那个时代不易得到的书籍的熏陶。

　　我自幼对文学特别感兴趣，这与母亲的引导与培养是分不开的，在我５岁左右，她就给我买来成堆的古今中外名著连环画。我记得不少都被翻烂了。因为经济窘迫，为了看到更多的连环画，我与哥哥甚至在电影院门口支了个小摊，或换或卖，而卖得的钱全部用来买新的。与此同时，我还组织胡同里的小伙伴们成立话剧社，自编自演剧本、相声、小品等。稍大一点，我差不多成了一个书痴，表哥有个同学是著名文学家阿英的后代，他家中藏书甚丰，我和表哥常常分享这些好书。这样到我十四五岁时，我已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

　　我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但是当时的社会与学校都不正常，逼得我一头扎进文学中寻找寄托。我们这些“老初一毕业生”更多的不是上山下乡，而是被送入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１９６９年３月，我进了北京一家铁合金厂做炉前工，并担任了班长。炉前工劳动强度很大，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为了给班里工友们调剂精神，同时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我开始发挥自己的特长——讲故事。这一讲，就是十年。许多手抄本小说就是这十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创作的。

　　司马南：我注意到，您“文革”时期创作的所有手抄本中，恐怖、侦破类小说占了相当大比重，似乎写得也更为成功。这是为什么？

　　张宝瑞：既有时代的外因，也有我个人的内因。就时代而言，一方面是文化沙漠的现实。当时偌大的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政治化了的文学作品，而且为数有限。但人民群众心底里的需求与此相反，他们渴望读到轻松的、娱乐的、生机勃勃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由于逃到台湾岛的蒋介石不时嚷嚷“反攻大陆”，加上建国后，与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及其潜伏特务的斗争成为主流，且呈现出激烈性，客观上为恐怖、侦破类小说提供了大量素材。

　　就我个人而言，也是“水到渠成”。我的童年与少年都是在北京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度过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三进，挤了十几户人家。据说，抗战之前，这里住的是一对恩爱的日本年轻夫妻，后来被神秘地杀死在浴盆里，遂成为远近闻名的凶宅，一度没有人敢入住。我家所在的二进东厢房，就是那对日本夫妻的厨房。公厕是在三进，我每次方便都要穿过回廊，经过许多人家的窗户。大院里有三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是因政治诱发的，嘴里骂骂咧咧不停；一个是被诬告为偷东西受了刺激，属暴力型，两眼发直，面露绿色凶光，动辄操刀；还有一个是青年花痴，总朝你张着个大嘴笑。迄今忆及，我仍有余悸。我们这个大院西临一座据说溥仪曾隐居过的西洋建筑，有围墙，围墙上架有铁丝网，有花园，种着秋海棠与古槐树，还有地下室——在我眼里它从来就没有明亮过，一派阴森森。后来我创作《一只绣花鞋》时，情不自禁将它作为梅花组织北京总部的原型。

　　这种生存与成长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全了我的“梅花档案”系列，也是促使我与恐怖、侦破类手抄本小说结缘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些原因是：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鬼怪故事、奇案小说对我的潜移默化（据此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创作了大量的武侠小说，其实我认为武侠小说与反特侦破小说一脉相承，“龙飞”其实就是当代武林高手）；亲属及社会关系中做过地下党和特工的人对我的直接影响；以及读者对这一类型的偏爱。

　　司马南：最后一个问题。您还有计划推出“文革”手抄本文学吗？

　　张宝瑞：当然，只要我的读者需要、喜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