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不仅是著名的文坛侠圣，而且还是一位极其精明的报人，料事如神的评论家。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金庸在香港办《明报》时慧眼独具，大幅增加对于中国问题的报道，使得《明报》销量大增；而他在报纸上对中国政治局势和政治人物的命运所做出的大胆预测，不仅十分独特，而且十分准确，令人拍案惊奇，被誉为“香港第一健笔”。

“大侠”金庸 预言“文革”动向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明报》业务蒸蒸日上，日发行量稳定在８万份以上，每年的利润达数十万元，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大数字，湾仔谢斐道的旧址显得太狭小了，急需扩充社址。金庸与沈宝新选择了北角南康大厦，共四层，包括地下、二楼、十楼、顶楼。地下和二楼做厂房，放置机器，自行印刷，《明报》开始了自备机器印刷的新阶段。十楼是编辑部，顶楼是员工食堂。

　　报社初具规模，气象一新，金庸着手对版面进行改革，特别是增加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明报》从最初适合小市民口味的软性小报路线为主，转变为迎合知识分子读者为主的大报路线，报格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当时，香港记者不能到大陆采访，香港和海外对大陆知之甚少，金庸看中了这一点，在《明报》大量报道大陆消息，作为主要特色吸引读者。稿件的主要来源一是外国记者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二是转载大陆公开或不公开发行的报刊文章，早在１９６１年就长期连载《共产中国真相》、《中苏共在世界各地争雄》等长篇特稿。１９６５年起，《明报》专门开辟“乡土”专栏，每隔几天出一期，每期至少占半版。先后转载过《江青上海滩演业史披露》、《王光美日记摘录》、《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真面目》等迎合市民猎奇心理的“秘闻”，以后还转载过“陶铸问题专辑”、“上山下乡专题”等，但稿源有限，供不应求。恰在这时，刚从大陆移居香港不久的知识青年丁望、周青进入《明报》，他们熟悉大陆内情，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以后成了“香港首屈一指的专家型中国记者”。

一叶知秋
预感文革将至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日，金庸在社评《黄克诚复出任职》中分析：

　　“……最近加纳总统克鲁玛到北京，赴机场欢迎的首脑中，赫然有林彪在。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像，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转引自冷夏《金庸传》，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５年版，１６２页）

　　这是他最初预感到大陆政局的微妙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彭真主持的中共北京市委被毛泽东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姚文元的重磅炸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得到了领袖的极力赏识，也只能在上海发表。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后，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９日，《明报》在香港报纸中第一家报道了这一重要消息，金庸大胆预测这是一场更大的运动的信号。

　　这年５月６日，大陆正处于大动乱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海外舆论普遍没有意识到中国将会发生什么，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郭沫若认错求饶》，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世人所知，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中共军队在这场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且目前是颇占上风，但距离最后的决定，还遥远得很。”事后看来，这一预测当然是一语中的，但当时，很多人并不相信，还有人对他提出批评。

　　５月中旬，邓拓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等一起受到批判，他们曾合写过“三家村札记”，同时被批判的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报刊，５月１０日、１２日、２０日，金庸连续发表《彭真出了事么？》、《彭真之头疼矣！》、《大老板是谁？》等社评，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些批判并不是目的，而是要揪出他们后面的支持者彭真。

　　５月２６日，金庸发表《是谁发给营业执照？》社评，进一步指出，拿“三家村事件”大做文章，目的还不仅是要揪出彭真，而是要揪出给彭真这个开“三家村黑店”的大老板发营业执照的更大的“老板”，“……现在的问题，不单是老板的问题，要追究比老板更高级的人物——是谁发给营业执照？这问题可能更严重了，一定是牵涉到中共党中地位极高的人物。”尽管没有点名，刘少奇已呼之欲出。半个月后，彭真被撤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６月４日，在《彭真罢官》社评中金庸这样分析：

　　“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彭真是不是真的‘大老板’？如果他是大老板，那就罢了。要是在他之上更有大老板，那似乎要牵涉到刘少奇了。因为‘刘彭’关系向来十分密切，两人的个性和作风极为相似。在最近这场斗争中，刘少奇即使不是‘指使’彭真，相信至少总有一些‘包庇’与‘支持’。但刘少奇在中共党内根深蒂固，也可能这次动不到他。

　　由于这场尚未明朗化的大斗争，有一个要点是很明显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本来，‘毛去刘继’是众所公认的事，现在却变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继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继承，总之局面是动荡得很。”（转引自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１３０页）

　　７月３日，《明报》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受到批判，部长陆定一实际上也失去了权力，并大胆预测远在广东的陶铸可能接替部长一职。

　　７月７日，《明报》报道陶铸已离开广州，正滞留北京，可能有一项新的任命等着他，预测他可能接替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

　　８月１３日，《明报》的报道预测中共高层领导内部将发生人员变动，林彪得势，仕途不可估量。

　　有意思的是，《明报》做这些报道时，大陆都还没有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些消息，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明报》的报道和预测几乎都是准确的。

　　“文革”发生后，《明报》的头版全是“文革”的报道，及时把握了“文革”发展的动态，独家刊载了大量外国通讯社提供的内幕新闻。来自国内的红卫兵编印的小报，也为《明报》判断国内局势提供了 “原始资料”。金庸的社评更是独辟蹊径，详细分析了文革的影响、走向以及实质，不断地引起轰动。

一语道破
文革红人的未来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前所未有的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扮演极为重要而又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角色，大陆的报道都是红卫兵如何“破四旧”云云。９月１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红卫兵的新行动将是什么？》社评，一语道破权力斗争才是红卫兵运动的本质：

　　“红卫兵是毛泽东、林彪发动起来打击刘少奇一派的一种组织，真正的目标在整肃党内的反毛林分子，什么改路名、改招牌、剪头发、赶修女等等行动，只不过先来一个下马威，造成一种‘打他个人仰马翻，落花流水’的印象。《水浒传》中说凡有配军到来，先打一百‘杀威棒’。神主牌、水月观音、维纳斯等因此遭灾，乃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甚至苏联大使馆外的示威，也不过是佯攻而非主攻。．．．．．．如果认为毛泽东、林彪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组织红卫兵，目标只是在砍永安公司的招牌，拆大佛寺中的罗汉，那当真是‘等闲视之’了。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消灭各地各单位中的黑帮黑线’。”（同上，１５４页）

　　这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提出红卫兵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打倒刘少奇，考虑到这篇社评发表时，刘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不得不令世人震惊。香港的左派报纸因此纷纷抨击金庸和《明报》，不料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言式的判断。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在北京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江青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其时江青只是国务院文化部一个官员，负责电影方面的工作，在大陆政局中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金庸却判断她日后将在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１２月６日，他发表社评《江青是毛泽东路线的代表》，第一次指出：

　　“……很明显，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在确立江青崇高的政治地位。以后，江青将愈来愈多地作为毛泽东的发言人而宣布各种重要的政策和决定，而毛泽东本人将愈来愈退居幕后。”

　　不久，江青果然登上政坛，呼风唤雨，炙手可热，他却发表社评《不知往哪儿躲》，“推测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江青目前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泽东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儿躲’了，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１０页）

　　１９６７年底，林彪已是中国政坛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领袖，是举世皆知他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 在北京一次海军“积极分子”的集会上，他挥毫题写了两句日后为中国人妇孺皆知的话——“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海军军官们大举庆祝，纷纷表示要向林彪学习，以林彪为榜样，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海军全体指战员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这在当时的中国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怪，远居香港的金庸却不这样看，他在１２月３日发表了《林彪渐露跋扈相》社评，直言：

　　“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

　　也是“在‘文革’开始不太久之后”，他在一篇《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的社评中，他进一步预言林彪没有好下场，将死无葬身之地。当时林彪正如日中天，他竟做出了如此惊人的判断，最后被事实所证明。

　　当中国举国上下狠批马寅初的“人口论”时，金庸在香港公开发表社评表示“人口论”是强国之本，是卓有远见，利国利民的。当大陆大破“四旧”，把源远流长的传统戏剧统统扫进垃圾堆，全国人民只准看八个样板戏时，他认为传统戏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进一步继承与发扬，不能一笔抹杀。大陆文艺界在政治主导下大兴主题先行，主张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艺创作从属于行政命令，成为政治附庸，他批评这种不顾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把文艺推向死胡同的极左文艺政策。

　　此外，《明报》开辟了专门刊载大陆消息的 “北望神州”专版，由周青、丁望主编。其他香港报纸纷纷仿效，开辟大陆版。以后“北望神州”改名为“中国消息”版，由丁望主编，在“文革”期间大放异彩，成为香港“中国新闻”的一块“牌子”，是香港乃至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由于对“文革”的出色报道与评论，《明报》发行量迅速突破十万份（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丁望及时撰写评论周、毛的长文，香港街头万人争阅，将“中国消息”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发行量涨到十二万份），在日报中稳居第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成报》、《东方日报》），读者群以上层社会人士、知识分子为主，成为香港报坛上举足轻重的大报，最具有代表性的严肃报纸，或“精英报纸”（Ｅｌｉｔ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高级报纸”（Ｑｕａｌｉｔ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香港报业纵横》１０８页）

一语中的
神奇自有渊源

　　金庸在社评中无数的预测都是这样的“神”，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难道他能未卜先知？对此，他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到：“我写社评时，我说林彪一定垮台，那时他是最威风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没有好结果，汉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这样厉害，太子的收场也不过如此，当直接威胁到权力时，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

　　他熟读历史，尤其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他说：“《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他说：“未来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无论如何应以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任何预测总不免是假设与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准确。我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我做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这些我决不敢自负，只是运气好，恰好碰中了而已。”（《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１０、１１页）

　　他对白岩松也说过：

　　“我看毛泽东去世，江青要倒霉，这个预测全中国人都想到的，不过是我有个机会写出来而已，而且一方面也是一个愿望，我想当时大多数人都这样想，大家都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大局，我写文章、写社评，已经非常支持邓小平的主张意见，觉得我们中国的希望应该照他这个方式来做，不应该照文革政策来做，到后来一直希望他复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望在内，也不能说预测很准，可以说，我的想像就是实际上代表中国多数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访谈：白岩松与金庸对话》，《生活时报》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６日）

　　在《明报》系统工作多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董桥《孔夫子视富贵如浮云？》文中的一番话说得更到位：

　　“……利己之心的确是人类秉赋之自然也。查先生当年在《明报》天天写社评议论世局国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断政情为什么都那么准。查先生私底下总爱说，人是自私的，推测个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动，必须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这话大有道理。”（董桥《文字是肉做的》，文汇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１２６页）

　　《明报》的成功离不开金庸以其本名查良镛发表的社评，已成为香港报界一块金不换的“牌子”。他认为“事实就是神圣的，评论完全是自由的，你喜欢发表什么意见都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歪曲事实，这很重要，所以我倒很欣赏这两句话，就是事实是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

　　从《明报》创刊到８０年代末，他三十年如一日，亲笔撰写的社评占了９８％，几乎每天坚持一篇，除了偶尔外出才由其他人执笔。他的社评为知识分子所欢迎，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他的社评。读者喜爱的背后，自然对他的社评寄予的期望也升高了，他就更不能松懈，要将每天的社评尽力写好。一般他晚上大约１０点就回报馆工作，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是翻阅当天的电讯、本地新闻，然后关门写社评。千把字的社评常常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字斟句酌，还要翻书查资料，写得很慢、很辛苦。写完，还要翻来覆去看几遍，不满意的地方立即修改，或者重写。往往要等到字房领班来敲门，笑问他：“你的‘粉肠’搞掂未？”才会交稿，他自称是“字字皆辛苦”。等到发排、校对好了，他离开编辑部时往往已是凌晨两点，排字房的工人为了等他的社评也要延迟收工。他自己也说：“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字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在董桥看来，“他当年写的社评不闷，主要正是因为文中穿插不少‘笔者’个人的经历和随意的己见”。《明报》社评因此成为“影响一代思潮、一代文风的优质产品”（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１１３页）

相关链接《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定价２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