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阅话
田连元一直坚持着一种精神
田连元,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1941年出生于天津,首开“电视评书”先河,现任辽宁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17岁登台,以一段《飞车追电》崭露头角,从此一发不可收。先后出版《孙膑演义》、《刘秀传》、《寇天官与杨六郎》、《续小八义》、《杨家将九代英雄传》等多部评书,创作的短篇评书《新的采访》被《中国文学》英文版译载海外,《飞车追电》、《贾科长买马》分别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曲艺卷,《调寇》、《梁上君子》获得全国曲艺汇演一等奖,《调寇》被收入《全国成人中专语文课本》。
作为一个全国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和书之间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作为一个说书人,他首开“电视评书”先河;作为一个藏书人,他在沈阳、本溪、北京的三个家里各藏有一面墙的书;作为一个爱书人,他可以为寻一本书走遍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写书人,他却拒绝别人为他写传记;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曾经因为读书差点被砍头。
一生中的最痛和最“幸”
23岁,田连元当了本溪市曲艺团团长; 27岁,“文革”爆发。“文革”前,田连元买了一本美国人写的中国人翻译的书叫《相人术与成功术》,这本书主要是研究人的长相、头型、性格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书很有用。有朋友曾在他家见到过这本书,“文革”的时候,就小题大做,去告密,说田连元家有一本如何砍人脑袋的书。工作组马上就找他谈话,说你家里有一本砍人脑袋的书,田连元想了半天说没有啊,工作组说都有人告诉我们了,你再想想。后来田连元一想会不会是这本书呢,他就拿出这本书给工作组看并解释说这是一本教人看手相的书,没什么,工作组说这种书你留着有什么意义,就让田连元当众烧了。后来,田连元曾到处寻找这本书,但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些类似的书,非常可惜,这本书再也买不到了。这也成了田连元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文革”给读书人带来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对田连元也是如此,在这场浩劫中,他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些珍贵的书,更多的是损失了很多读好书的机会。田连元最早读《三国演义》的时候,买的是一本清朝时期的线装书,那会儿大致能看懂,爱不释手,但在“文革”中也被烧掉了。谈到那段一生中的最痛,田连元只是不停地唏嘘。他说,当年他坐在火炉边的炕上,整整烧了一宿。
惟一没有被烧掉的是《遁窟谰言》和《蓝诏馆外史》这两本笔记小说。这是经历过“文革”的田连元一生中感到最庆幸的一件事。
一个小书摊满足饥渴
田连元买书主要是因为专业的需要,所以很杂。他买书第一点就是得对他有用,他的大部分藏书近似于工具书、参考书,只有一小部分是世界名著。他在买书的时候总是会想这本书将来能不能用得上,用得上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在他的书架上,你找不到时髦的书。
田连元最早读的书是《十二金钱镖》、《蜀山剑侠》、《荒郊女侠》等解放后的新派武侠小说以及张恨水的作品。
小时候家里穷,没有机会读课外书,还有一年高小就要毕业了,父亲却生了病,田连元被迫学艺养家。因为他学习很好,所以对于他的辍学,同学老师都觉得非常可惜。
虽然辍学了,但是田连元却没有放弃任何一个能读书学习的机会。靠借读同学的课本,他将初中、高中、大学自学完。
在天津学艺的那段时间,他住处的附近有个小书摊可以租书,他将自己的生活费挪出一部分去租书。书摊摊主是一个慈祥的老大爷,他见田连元这么爱学习,这么爱看书,就经常给他推荐一些好书,有时候田连元租书的钱不够了,老大爷也是能少收就少收。对于田连元读书的这种热情,老大爷是既欢喜又支持,因为那会儿像田连元这么大的孩子租书的太少了。
青少年时期,他读书是逐字逐句地读,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读书就有选择性了,头几章看能不能把他吸引住,如果能吸引他,他就读下去,他决不会忍耐着去看一本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鸥》、《牛虻》、《孤坟鬼影》等书他就是在那段时间读的。那会儿,田连元只有十五岁左右。
一个小小的书摊,满足了田连元读书的饥渴。
少年时代,田连元有机会读到了巴金先生的《家》、《春》、《秋》,那会儿大概也能看懂,因为都是白话,在那个幼稚的年代,他心想:原来写书也不难啊,这样的书我也能写啊。后来他真的写了一本所谓的“小说”,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长大以后,回想起这件事,田连元觉得当时的自己是多么无知和幼稚。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增多,田连元明白了写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职业并不适合自己,因为自己并没有巴金先生那样的语言。随着思想的成熟,阅历的丰富,田连元开始寻找自己真正的位置。
“一颗枣树”背后的故事
曾经有一段时间,田连元疯狂地迷恋上了鲁迅的作品,那时,他只有十七八岁。
当然那会儿田连元对鲁迅的作品理解得不是那么深刻,不了解他的创作背景以及他作品的历史背景,只是觉得他的语言很有意思,读来很有味道。
“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田连元觉得鲁迅的语言有种幽默感,单单就这一点,吸引着田连元去阅读鲁迅,去了解鲁迅。
田连元对鲁迅迷恋的程度可以说几乎无人能及,他不光迷恋鲁迅的作品、迷恋鲁迅的语言,还迷恋鲁迅这个人,就连别人在报纸上骂鲁迅的文章他都找到了。
田连元还喜欢老舍的作品,因为他的语言京味儿很浓,同样幽默风趣。
鲁迅和老舍这两个人对田连元说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听田连元说每一部书时,你都会找到这种影响在里面留下的影子。
说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这种艺术听起来非常自然质朴、但品起来内涵丰富,同样的话你得说出韵味来,观众听了带有一种会意的微笑,这就叫语言的魅力。这种语言来自生活并高于生活。听来似不经心顺口说出,但说者是曾经想过交给观众。但说书的语言和小说的语言还有一定的差别,小说是阅读文学,说书是讲述文学。
一个影子在到处寻觅
一个好的说书人,应该是广览博读、通晓古今、无所不知,如今报纸讲究信息量大,评书同样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田连元一直坚持着这种精神。
田连元前年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曾说“说评书要求的是‘说演评博’”,而其中“博”是最难的。“知识的海洋太宽太广了,每个人只能在里面舀一勺,但你得尽量地外延一些。”这么多年来,田连元一直尽量地去“博”。
说书涉及到哪方面,田连元就得去研究,所以,他的藏书、读书都很杂。每次买书的时候,田连元想的都是这本书将来能不能用到,他有种预感,如果预感这本书将来会用上,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
或许是因为以前很多藏书被烧掉想再寻回的缘故,田连元喜欢逛旧书摊、书市,喜欢买旧版书。在北京的琉璃厂、潘家园,人们经常会发现一个影子在到处寻觅,寻觅他曾经失去的那些“珍宝”。
一种不断前进的力量
田连元到东北工作之后,开始大量读外国的作品。他最喜欢读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田连元觉得他们的作品和评书有接近之处,深刻的幽默,让人回味无穷。莫泊桑的作品,田连元印象最深的是《项链》,在他看来,《项链》整个就是一个评书的结构,后来他将其改编成评书。左拉的《陪衬人》给他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因为这些书中的幽默成了他说书风格独树一帜的重要影响因素。
进入中年以后,田连元主要读短篇小说、微型小说以及以前想看但没看到的世界名著。
最近读的书中,《二神父》给他的印象比较深,这本书能吸引他是因为书的开头就很幽默,读来感觉很愉悦。田连元现在读书是粗中见细,先粗看一遍,觉得好,再细细地读。
要说到印象最深的一本书,田连元清楚地记得那本书的名字叫《谈天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八岁。书中有一个故事,田连元至今印象深刻。有一个小说家在刚开始创作时,第一次投稿失败,但他并没气馁,还是不断地投稿,一直投了三年,终于有一天他的作品被选用了,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一个作家。田连元说,这个人就认准了这条路了,认准了这条路,就不停地写,不停地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最后取得了成功。这本书给他一种力量,一种锲而不舍、不断前进的力量。
一种读书之后的满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满足感。读书对田连元来说,是一种满足。他觉得读书是一种情趣,读书一旦成为一种爱好之后,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往往是光读书的人你就没有金钱物质,而光顾金钱物质的人你就没有时间读书,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如果能将这两者做到很好的统一,那自然是最好的了。如果是为了金钱物质,你挣了一百万,又想去挣两百万,这是一种满足感;但如果你扎进书的海洋中,你知道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这也是一种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要比得到金钱物质的满足感强得多。你活了不到一百年,但是你知道了千年的事情,你居住在 960万平方公里之内,但是你知道了地球上、宇宙上的事情,要得到这些,田连元说,就得读书。
有出版社曾提出把田连元写过的书出本集子,他拒绝了,还有人要给他写传,他也拒绝了。对于田连元来说,名和利只是身外之物,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对于出版能流传久远的作品不会拒绝。
即使以后要出传记,田连元也坚持认为:如果我的经历能给年轻人以启发,能给他们带来成功的动力,我不会拒绝,但现在要出的话,为时尚早。
针对当前国内图书市场的现状,田连元提醒本报读者:读书一定要有选择性,书,不可盲目地去读。
文/本报记者 张巨睿 杨宁 摄影/郝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