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升斗小民胡若望

　　胡若望这一辈子最令人惊奇之处，也许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对于他的行踪了如指掌。

　　传统上，在个人传记方面，中国人拥有的材料绝对丰富多彩。这些传记不但保存了学者﹑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以及杰出的尽忠至孝者的事迹，记录了一些著名但又有怪僻的隐世者的生平，就是对那些既富有而又仁慈的商人也会毫不吝啬地记上一笔。此外，对将士们也不例外，那些勇武的戍边卫国者以及平定国内反叛的有功之辈都可在青史上留下芳名。

　　然而，我们现在要论及的这位胡先生，则与传统传记中被彰显的那些对象全然不同。胡先生看上去怒容满面，长相既不讨人喜欢，口袋里也没几个铜板儿。除此之外，胡先生在世期间也没有甚么体面的亲戚。至于论文比武，在文的方面，胡先生惟有稍可敷衍的学识，而这点学识又只能供他找到一份代人抄书的活计而已；武的方面，胡先生在战场上必然属于有勇无谋之辈，根本不值一提。要论社会职务的话，自从皈依天主教之后，胡先生从来就没有在教会中蹿上要职。综观胡先生一生，惟一可大书特书的，就是他在 1722年曾远足欧洲，并在该地小住3载有余的新奇故事。但令人可惜的是，这位胡先生仅仅在两封短信中扼要地提到了他的旅行见闻﹐而且其中的一封还竟会在邮途中不翼而飞。

　　尽管如此，所幸的是，记载这位胡先生事迹的详细文献资料，却被保存在世界上三个大档案馆内。这三个大档案馆分别是：梵蒂冈罗马教宗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以及巴黎档案文献馆。这些文献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得助于一名法国耶稣会会士傅圣泽。此人在自身负罪感的驱使下，搜集资料，辛勤笔耕而成。此外，把本书的主人翁胡先生于 1722年从广州带到欧洲的，也正是这位耶稣会神父。

　　事实上，当胡先生于1726年从法国回到中国后，一些来历不明的谣言在巴黎和罗马纷纷传开，说傅圣泽在许多方面不光彩地对待胡先生。傅圣泽情急之下，为维护其不错的名声，写了一份长长的说明，来为他与胡先生之间的关系解释。这份说明后来有三份流传后世，其中一份落入杜克·圣西门之手。杜克是法国皇帝路易十四时代著名的编年史家，也是傅圣泽的朋友之一。借此，这份说明得以被法国国家档案馆收藏至今。而梵蒂冈罗马教宗图书馆中有关胡先生的其他文件，则被收藏在17与18世纪有关中国的杂项类文件中。文件中有一封信，是由胡氏本人用中文写给傅圣泽的。这是迄今为止仅存于世的惟一一封胡氏的亲笔信。

　　关于胡氏去欧洲旅行过的相关旁证，还可举出几封当时存档的清政府机密要件。那些机密要件是当时广州地方资深官员呈报给清朝皇帝的。机密要件中详细记载了胡氏去欧洲所乘坐的法国船队进出港的具体时间。这些机密要件现被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并于最近被影印出版。此外，有关胡先生故事的部分情节还可从早期的巴黎警察档案以及沙榔东 (Ch a ren ton)医院精神病科主任们留下的医疗记录档案中得到补充。这些档案现被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中。

　　归根结底﹐要想获得胡氏的详细情况﹐我们无论如何还非得依靠傅圣泽不可。不同于某些监护我们命运的现代人的做法，傅圣泽并未采取销毁记录的做法，以此来刻意证明自身的清白。反之，他将手中所有的备忘录和信件仔细地保留并立档，即使某些材料与他的观点相左也不例外。

　　他复写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文件，并坚信全面的记录将会为他的正确观点“背书”。虽然我个人难以苟同傅圣泽对待胡先生的为人之道，但却正是因为傅圣泽对原始材料的处理方法，才使我得出上述判断。

　　在史料面前，即便我现在面对傅圣泽，观其功过，在成功地保留了有关他与胡氏关系的文件这方面，傅圣泽仍不愧是个大赢家。

　　（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节）

　　相关链接：《胡若望的质疑：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旅欧蒙难记》 [美]　史景迁 (Jonathan D.Spence)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