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作者：孙萍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适读人群：平台经济从业者、新业态企业管理者

　　在智能手机普及率突破90％的当下，外卖骑手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孙萍在《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以下简称《过渡劳动》）书中，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揭示了外卖骑手在算法控制与制度缝隙中的生存困境，为理解平台经济时代的劳动关系和过渡劳动现象作出了崭新的分析。

　　平台经济的制度性陷阱

　　《过渡劳动》以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形态的深刻变化。孙萍提出“过渡劳动”这一概念，指出外卖骑手的工作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规就业，也不是简单的零工劳动，而是一种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状态。这种过渡性既体现了骑手个体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迷茫和不确定，也折射出平台经济对劳动者控制方式的转变——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

　　平台企业通过技术手段重构雇佣关系，创造出“非典型雇佣”的新型劳动形态。“平台经济的本质是将传统雇佣关系解构为数据化的服务交易”。在“众包模式”下，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劳动户，平台通过算法将订单分配给“抢单”的骑手，这种看似自由的选择，实则掩盖了劳动过程的控制逻辑。

　　此外，平台企业通过“去劳动关系化”规避法律责任，导致骑手面临社会保障真空。在杭州某骑手聚居区，作者发现仅有12％的骑手签订了劳动合同，87％的骑手未缴纳养老保险。这种制度性规避形成了“用工灵活化—保障缺失化—风险个体化”的恶性循环，使骑手在遭遇职业伤害时陷入孤立境地。

　　算法控制下的劳动激励

　　作者指出：“算法将控制逻辑内化为劳动者的自我激励机制。”算法系统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将骑手的劳动过程分解为可量化的数字指标。孙萍将这种控制机制称为“数字泰勒主义”，其核心是“将人类劳动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优化的数据流”。以外卖配送为例，系统会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出理论送达时间，并通过“动态奖惩机制”迫使骑手在极端时间内完成任务。

　　书中以某外卖平台的“骑士成长体系”为例，揭示了算法如何通过积分制度实施隐形控制。骑手需完成规定单数才能晋升等级，而高等级骑手享有优先派单权。这种“游戏化”管理机制，将传统工厂的泰勒制管理转化为数字代码，使骑手在追求虚拟荣誉的过程中主动延长劳动时间。并且，骑手为追赶系统时间而采取的极端行为，如闯红灯、逆行、超速等危险操作已成常态。

　　在算法控制下，骑手的劳动过程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系统将完整的送餐服务拆解为接单、取餐、送餐三个独立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这种“碎片化”使骑手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整体掌控，陷入“机械重复—效率焦虑—自我怀疑”的心理循环。

　　身份认同的解构与重构

　　本书将研究视角聚焦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通过对外卖业的阐释，旨在表达过渡性如何成为内嵌于中国外卖最突出的劳动。外卖骑手在城市空间中遭遇着新型社会排斥。孙萍提出“数字隔离”概念，指出平台通过算法将骑手限制在特定的物理空间和社交圈层。在某些区域，作者发现骑手被禁止进入写字楼大厅，只能在地下车库等待取餐。这种空间隔离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排斥，更强化了社会身份的区隔。

　　在文化认同层面，骑手群体陷入“双重边缘”的困境。他们既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又与农村社会产生疏离。书中引用的骑手自述：“穿着制服时被当作服务人员，脱下制服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身份焦虑在新生代骑手中尤为显著，他们通过短视频平台记录工作日常，试图在虚拟空间中重构自我认同。

　　面对算法控制与社会排斥，骑手群体发展出独特的抗争策略。在对成都某骑手驿站的观察中，作者发现，骑手通过“刷单互助群”集体对抗系统派单规则，通过“假报定位”等技术手段破解算法监控。这种“弱者的武器”既体现了制度缝隙中的生存智慧，也暴露出现有维权渠道的制度性失灵。

　　《过渡劳动》的理论突破在于将数字劳动研究与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相结合，解构了平台经济时代过渡劳动的新形态，并将话语主体性重新归还给个体劳动者，从他们的视角窥探过渡劳动形成的原因、过程和造成的社会影响。这些论述，值得所有关注平台经济的人士阅读和思考。　　□曾紫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