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芬

　　在一个陈旧的木箱里，母亲珍藏着跟随她从青年到暮年的珍贵物件——一副漆皮磨损的耳机和一张字迹斑驳的转业军人证明。耳机的耳罩早已塌软变形，转业军人证明上的字迹也在岁月中渐渐淡去。指尖轻触间，那些浸着椰香与电流嘶响的夜晚，便从记忆的缝隙里缓缓浮起，漫过时光的浅滩。

　　母亲是从琼崖纵队走出来的战士。谈及那“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峥嵘岁月，她从不多言，只在为我缝补衣物时，臂上那道淡白色的疤痕偶尔掠过眼帘，才轻声说：“这是在母瑞山的密林里，被树枝划的。”1950年海南解放，1951年12月，母亲脱下军装，成为原海口市邮电局的一名话务员。彼时的机房里，一排排厚重的塞绳机巍然矗立，整座城市的通信联络，全维系在话务员指尖的插塞与那盏忽明忽暗的信号灯上。

　　小时候，父亲常年随外贸货轮奔波在外，母亲值夜班时舍不得将我独自留在家中，便常常悄悄把我带到机房旁的过道处。深夜的机房格外静谧，唯有手摇电话偶尔发出“吱呀”的声响，伴着信号灯明明灭灭的红光。母亲在机房过道处为我铺好一张草席，席子上带着阳光晒过的暖香，还夹杂着一丝来自老家的淡淡霉味。她轻声哄我入睡，转身便坐回机台前，戴上那副沉甸甸的耳机，投入一整夜的忙碌。

　　我总在睡意蒙眬间，被塞绳插拔的“咔嗒”声与母亲柔和的嗓音唤醒。“您好，海口市话，请问您要接哪里？”她的声音裹着电流的微噪，在空旷的机房里显得格外温润。手指在塞孔间轻盈起落，仿佛在编织一张无形的通信之网。我最难忘她忙碌时的模样：双手各执一根线路塞绳，左右拔插不停，耳机夹在肩与耳之间，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却连喝口水的间隙都没有——那时的话务员恪守“灯等人”的准则，信号灯一亮，必须即刻应答。

　　机房那盏信号灯，是我童年最温柔的星子。我常常悄悄睁着眼睛，看那抹红光晕染在母亲的侧脸上，看她的发丝随动作轻轻摇曳。机房的夜风从窗隙潜入，带着淡淡的潮意，母亲总会趁工作的间隙走来，为我掖好被角。她的指尖微凉，沾着淡淡的机油气息，那是我童年最依恋的味道。

　　光阴在信号灯的明灭间悄然流逝。我渐渐长大，通信技术也迎来了日新月异的更迭：手摇电话变成了拨号盘电话，接着又升级为程控电话机；报纸上刊登着电话号码升位的通告，街巷间满是技术革新的宣传热潮。海口市邮电局的塞绳机被一台台卸下，母亲的工作状态也从“灯等人”变成了“人等灯”，机房里电流的嗡鸣声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键盘断续的轻响。

　　面对时代的变迁，母亲从未有过叹息。她常说：“当年在队伍里，一台电台何等珍贵，如今人人都揣着手机，这是天大的福气啊。”那副旧耳机，她始终珍藏在木匣中，连同那张转业军人证明，一同收在箱底，视若珍宝。

　　前些日子，我再次回到原海口市邮电局的旧址，那里已改建为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竹林广场。恍惚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方草席旁，听见母亲的声音穿过悠悠岁月，掺着隐约的电流沙沙声，轻轻响起：“您好，海口市话……”

　　风从入海口徐徐拂来，熟悉的椰香依旧萦绕鼻尖，宛如当年母亲为我掖被时那悄然的温柔。她的一生，一半是烽火岁月中的坚守，一半是机房灯火下的默守。从琼崖纵队的红旗到邮电局的信号灯，她始终紧跟时代的脚步，从未掉队，将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坦然从容的诗行。

　　我想，如果母亲还健在，当她听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的喜讯时，一定会郑重地戴上那副旧耳机，自豪地说道：“您好，我是海南自贸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