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因而，县级干部要有崇高的精神信念，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回望延安时期，县级干部的职责范畴可谓巨细无遗，其工作生活之艰辛亦难以想象，倘若没有崇高的精神信仰，工作实在难以很好开展。那么，延安时期县级干部的精神信念究竟从何而来？只要关注当年中外人士在延安的观察感受，不难发现其中的缘由。 

    一位国统区人士到访延安后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共产党对干部的教育十分重视。”这位国统区人士的“发现”是精准的。1938年12月，《新中华报》发出了“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号召。其时边区民政厅要求在职干部教育必须每天抽出2小时学习。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延安访问之后曾说：“县长概是民选，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革命时期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任用县长，其中内含的逻辑是县长由民众直接选举，自然应该为民众负责。 

    县长的施政效果如何，最终也要在乡村“照镜子”。按照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说法，只有“到乡上去照，才能照见那里还有些灰尘，才能赶快把它洗掉，也只有到乡上去挖，才能发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马上解决它。这样，下情了解了，领导的正确性了解了，工作检查了，问题就解决了，并且由此取得了经验，作为领导和推动全局的根据”。 

    《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到访延安后的感受是“农民出身的县长主要还是处理农民的事，这样比较亲切”。事实正如这位记者所言，陕甘宁边区的县长几乎全是当地农民出身。因为只有本地干部大批成长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党才能在根据地生根。县长由本地人担任，无论是语言习惯还是生活方式，都有共同一致的习惯特点。同时本地干部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对于民众而言，因被选举人是本地人，选谁不选谁心里是比较清楚的，故而最终被选举的县长，自然在民众心目中有相当的威望。 

    《星洲日报》的一位华侨女记者到山西省五寨县政府访问县长吕尊周，去后发现县政府非但没有以往衙门中“森严可怕的气氛”，而且在县长办公室内，除了办公桌、椅、两张长板凳和一个书架，其他摆设一无所有。这位记者同他谈话时，发现“吕县长没有官老爷的臭架子”，与其交流甚至“感觉到同自己父亲谈话一般的自然亲切”。 

    毫无疑问，延安时期县级干部的精神信仰，归根结底是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砥砺而成的。如果说革命时期是一个“大时代”，那么“大时代”的干部问题的确是一个中心问题，“大时代”所需要的也正是有着真诚信仰和强大执行力的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最终的胜利，又何尝不是缘于这些地方干部的胜利呢！（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