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五的店在这个不大的林业局里并不显眼，林业局傍山而建，二道街构成小城全部的“脏腑器官”，店就开在连接二道街的一条巷子里，应该是租用了某栋家属楼一楼的一间房，从侧面开了门。店门口就是菜市场，支着卖水果蔬菜的摊位，遮阳棚将店招牌遮去了大半。 

    回乡时，一块心事就压在心里，几个关系不错的南方朋友问道：“几年没回老家，没啥表示的吗？”虽是玩笑，听者有心。带点儿什么呢？眼下才刚入6月，故乡的山林和土地在沉睡了一个寒冬后刚刚苏醒，正张着饥渴的大嘴，又有什么能吐出来的呢？我竟固执地认为，山货只能在山上采，忘了还有“买卖”这回事，大概骨子里觉得“特产超市”只有城里才有。母亲的同学于叔却说：“山里不仅有，还开得很好呢。”回老家没过几天，逮着跟随母亲看望老同学的机会，我便来林业局寻找特产的踪迹。 

    王老五的店不大，山货却齐全，松子、榛子、山核桃、蓝莓果应有尽有，甚至还有连我都很少见过的人参、鹿茸、灵芝……地处这些山货的原产地，粗放的买卖方式，东西品相纯正、价格低廉。可转了一圈儿，我却没拿多少，心里盘算着自己所带的行李。店主看出了我的顾虑：“我们包邮的，邮费另算但打折，很实惠。”说着，他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大摞单据，撕给我几张，示意我去填地址。他拉出抽屉拿笔的同时，我看到那些寄好的回单整整齐齐码了半个抽屉。 

    单子黄白相间，上面写着“快递包裹”4个字，这单子是后来才用的，我最熟悉的还是绿单子，顷刻间心里泛起涟漪。显然，山货店是当地邮政的大客户，没想到，穷乡僻壤之处，竟也有这样的合作模式。转念又想，愈是穷乡僻壤愈需要这种合作，而这种合作，只有邮政能办得到。 

    填完单子，大功告成，剩下的事不用我管。店主王老五的媳妇递过来一张名片：“小伙子，你加我微信，以后想吃啥，咱们微信联系。”接过名片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与老家又多了一道联系，时髦点儿说，这叫“电商+包快”；文学点儿的，就叫“舌尖上的老家——邮政寄来的家乡味道”。 

    偏僻之处，火车不通，人与外界的沟通方式少之又少，倘若去附近办事，坐一坐短途线车，要是想与更远的地方联系，比如南方，邮政就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最初对邮政的认识，与外公的信袋有关。记得儿时，外公家的炕琴侧面挂着一个红色皮口袋，口袋里总是塞满各式各样看过的旧信，牛皮信封的、白色信封的、白色带红蓝格子花边的……少时三五封、多则十来封，上面贴的邮票更是五花八门。信是关里寄来的，或者林口寄来的，那是外公与兄弟联系的唯一方式。 

    再大些，我也学会了写信，先是给齐齐哈尔的五大爷写，后来是给在外面读书的姐姐写。有几年，姐姐在武汉读大学，我们几乎保持着每月一封信的通信频率，姐姐在信里向我描述外面的世界，将大学的精彩讲给我听，勉励我好好读书，至今，那些旧信摞满了老家的抽屉。我后来甚至想，而今对写作的热爱，大概和这些信脱不了关系。 

    18岁出门远行。2004年，我来到南方读书，父母在东北，老家山高水长，路途遥远，邮政成了我和父母之间联系的桥梁。彼时，随着人口外迁，老家林场的邮政所也搬了迁，父亲要给我汇生活费，得骑车到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林场的邮政所。不单是汇款，寄东西同样如此。犹记得我才到南昌的那个冬天，母亲担心我在南方过不了冬，外出赶集时买了极厚的海绵床垫，回家绷上一层床单，再邮寄给我。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收到了绿色单子，去学校的网点取出这么个大物件，扛在肩上往宿舍走，海绵垫子压在身上，人都不见了踪影，同学们对这个大物件抛来异样的目光，我则羞得满脸通红。 

    转瞬间，十几年光阴闪过。儿时，我通过一封封信了解外面的世界，后来，又在父亲的汇款单、母亲的包裹单里怀念家乡。我进入邮政工作后，父亲挺高兴，邮政，是漂泊的见证，更是连接乡情和记忆的纽带，我们对她有感情，对那份邮政绿始终念念不忘。绿色，是邮政的颜色，也是我老家小兴安岭的颜色。小兴安岭的夏天，到处是绿，绿得又浓又有层次。时代在变，邮寄地址在变，邮过去、邮过来的东西也在变，可这绿色，成了永远不变的记忆底色。 

    返程前，父母将老家的物件“洗劫”一遍。母亲特地缝制了几个大包，恨不得将整个家都背走。人老了，这么大的包背不动了，列车门也进不去，行李架更是放不下，只能选择邮寄。为了邮寄这些老物件，我们又来了一趟林业局。父亲和我一人扛着一个大包，填写单子时，父亲问：“不是绿色单子了？”“不是，早就更新换代了。”父亲的神情突然有些落寞。 

    坐在返程的火车上，迎着山风，绿色在耳旁呼啸。手机突然响了，是一条邮政发来的妥投信息，前几天寄的特产已经到了。我微笑着，离开家乡的我们不用再大包小裹，手是空的，心却是满的，“家乡”已经在那头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