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2585名东北邮工千里大撤退，誓死不当亡国奴，书写了正气长留人间的抗战篇章。那种壮烈悲歌，“匹夫而有重于社稷”的精神，足以为千秋龟鉴。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存亡绝续的边缘。正如抗日名将左权所言：“亡国灭种的惨祸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当时，东北三省的阴暗天空下，只有标志主权的中国邮旗在飘扬。
1932年3月，伪满洲国虽然成立，但作为国际邮联成员的“中华邮政”总局，其所属的辽宁、吉黑两邮区拒绝日伪的强行接收，维系着东北与国内国际的邮政通信，日本对此如鲠在喉。在举行所谓“开国”仪式后，日伪公开宣布，在伪满洲国境内的“中华邮政”总局，将统归其管辖。“中华民国”政府密令东北两邮区立即停办邮政，关闭东北三省的全部邮政局所，东北三省邮政员工依自愿原则撤退进关。身处历史的重要时刻、重要节点，是不得已屈身日伪当亡国奴，还是以民族利益至上、汇入全民族抗战的大潮？东北邮工毅然选择后者。4月5日，东北邮工群体向全国邮界同仁和各社会团体发出紧急罢工通告，维护中国尊严和邮政主权。通告中说：“日人卵翼之傀儡政府，丧权辱国，思之痛心。同仁切念国民矢忠之天职，为中华民族之尊荣计，为个人之人格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据吉黑邮区的员工回忆，当时由“中华邮政”总局、伪满洲国交通部、日本军方组成了调查组，定期叫邮工到马迭尔饭店听候询问。
敌伪二人问：“你为什么要进关呢！这里有你的财产、家庭、祖坟和事业，况且，我们将以优厚的待遇请你来工作。”
“是的，但是我自愿要走。”“还有别的原因吗？”
“有，我不乐意当亡国奴！”
在沈阳邮政管理局撤退仪式上，邮务员萧祖荫宣读停办通知时，因悲愤泫然而无法卒读。哈长铁路邮政车押运员何玉山新婚刚满一个月，也毅然进关参加抗战，难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当年的哈尔滨市邮政局邮务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孔罗荪，亦弃家进关、流转西南，并执笔写下《最后的旗帜》一书，记录这悲壮的时刻，传递中华优秀儿女的魂魄，爆发出抗衡与奋争的怒吼。
2585名东北邮工，忍痛抉择，抛家舍业，千里流亡，共赴国难，正是他们的大义凛然，致使东北邮政全网瘫痪，予日伪以强有力的打击。东北邮工的爱国壮举和献身精神，激励全中国民众以救亡图存、报效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民族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一位经历过抗战的老人说过：“一声‘九一八’，双泪落君前！”
国家民族危亡之时，会出现民族英雄，同时也会有汉奸贼子。全面抗战爆发，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举国一片抗日呼声，却有一干“大人物”，吓破了胆子，丧失了气节，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降日与反共卖国。汪精卫标榜“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如果把普通邮工的爱国壮举和献身精神放在历史的天平上，能让这些所谓的“大人物”，完全失去重量。
1932年7月27日起，东北撤退的邮工经山海关赴天津、北平、上海、青岛等4地报到。其中，天津成为当时撤退进关邮工最重要的集结地。笔者曾到天津邮政博物馆寻访相关史迹。据该馆提供资料介绍，截至1932年9月9日，在津报到的东北邮工共计1473人。当年的8月4日，经天津邮务工会接洽，成立了天津各界招待东北入关邮工委员会，设立了第一寄宿舍和第二寄宿舍。这两个寄宿舍的电灯、锅灶、床铺及卫生等设施基本齐全。邮局和邮务工会派接待人员手持“欢迎东北邮工入关”的横幅，昼夜轮班到火车站接待入关邮工，然后将他们分别安置到两个寄宿舍和邮局腾出的空余局房。为防止疾病流行，邮局对包括两个寄宿舍在内的所有东北邮工聚居场所均发放了消毒药品。招待委员会租用房屋建立了临时医院，并与市立医院接洽，对东北邮工适当减费施治。入关邮工在津待分配期间，暂时安排到天津各邮局工作。
据载，2585名入关抗战的东北邮工，相继由总局分配到北平、上海、山东、河南、江西、浙江、甘肃等地工作。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文史中心，笔者看到一份宝贵的回忆资料，是一位当年入关抗战的老邮工，经历了哀伤、挣扎和风雨，在人生终途写下的：“我自1927年考入邮局以来，勤恳工作四十余年，‘九一八’哈埠邮工罢工，不为敌用不做顺民，入关不及叩别双亲，二老惨死未能奔丧……最后调至九江局，每动均遵调令……枪林弹雨中维持抗日前线邮运畅通，九死一生，家虽破人未亡却人间惨痛备尝……扪心自问，尚无愧对国家……”
今春3月，笔者来到“‘中华邮政’大撤退”展室，不禁用双手抚摸了那镌刻着爱国邮工名字的黑色大理石，这大理石是有温度的，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当时，窗外正下着好大一场春雪，雪落在黑龙江邮政博物馆，落到相邻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又落进期待解冻、期待春潮涨满的松花江里。它也落到守卫江桥的战士的帽徽上，落在年轻一代绿衣人的眉宇和胸廓中，也将落到长城内外的重重关山。雪渗进了泥土，滋润着大地，默默孕育新的葳蕤和翠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