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乡里唯一的投递员。 

    “叮铃铃，叮铃铃……”父亲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背着鼓鼓囊囊的绿挎包，风尘仆仆地穿行在乡里的村村落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封家书、一张汇款单、一份电报、一本杂志……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中，父亲俨然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寒冬酷暑、烈日暴雨,父亲一步一个脚印从未停息。他把家书、邮件带给守候的亲人，又把饱含深情的回信寄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们。 

    上世纪60年代，没有家用电话更没有手机，全靠书信、电报联系，心与心的挂念，情与情的交流，全靠父亲这样的投递员们奔走维系着。 

    因此，乡村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父亲的。当然，父亲也熟悉他们。 

    父亲的爱情也源于工作。 

    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心上人在遥远的新疆当兵。每周五，她都会在村子的小路尽头驻足等待，等她心上人的来信。每当拿到父亲递给她的信时，她会笑靥如花，娇羞地躲到大树下迫不及待地把信打开。刚开始，她每周都会收到那个兵哥哥的情书，后来，半个月才能收到一次，再后来，一个月也难收到一封。父亲怕她等，每周五都会出现在小路尽头，告诉她有信还是没有，直到她收到了心上人的绝交信。姑娘不死心，仍旧每周五在小路尽头痴痴地等，父亲则风雨无阻地前往。渐渐地，姑娘不再等信了，而是等父亲，再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 

    父亲30年如一日，整日奔波在邮路上，从未间断。变故发生在他50岁生日那天。 

    那天，母亲关照父亲早点儿回家，吃点儿肉、喝点儿酒庆贺一下，一年忙到头，借机犒劳一下自己，也给孩子们改善一下伙食。 

    父亲点点头，着急地出了门。那天是周五，一周中最忙碌的一天。父亲整理好所有信件直奔目的地。天公不作美，阴沉沉飘起了雪，而且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儿，天地已是白茫茫一片。当父亲送完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初冬的夜甚是寒冷，想着一家老小在等着自己，父亲加快了骑车的速度，没想到，心急路滑，父亲一下子连人带车摔倒在山坡下，晕了过去。 

    当我们找到他时，父亲已经苏醒，但是肋骨被摔断，腿部、脚部多处骨折，根本不能动弹，疼得直叫，身上覆盖着一层白雪，凄惨极了。 

    从那以后，父亲的腿落下了残疾，一到下雨天就疼得厉害，走路也不利索，一瘸一拐的。 

    因为这腿疾，父亲不得不退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我接替了父亲的工作。那年我18岁，因为高考失利闲在家里。母亲不同意我顶替父亲的工作，她说父亲的工作太辛苦了，宁愿我去学一门手艺，轻松一点，挣钱也多。但父亲最终说服了所有人，他说投递员虽然辛苦，但那种被需要、被认可的成就感，让人觉得幸福。 

    我相信父亲说的，因为我跟父亲一起送过几次信，亲眼见过乡亲们望眼欲穿的期盼和如获至宝的喜悦，他们热情地请我们吃煮鸡蛋、油炒花生米、荞麦面粑粑……在物质极度贫乏的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乡亲们招待贵宾的礼遇。 

    长大后，我接过了父亲的工作。小镇上已有3名邮递员，但日益增加的业务量依然让我们奔波不息。 

    和父亲一样，我的爱情也源于工作。 

    她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在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人烟稀少，她是学校里唯一的教师，守着20多个孩子。 

    我每周给她寄送报刊和一些教辅用书；再后来，帮她买一些生活用品；再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叮铃铃，叮铃铃……”我是一名乡村投递员，苦并快乐着。 

    今年，我也到了父亲当年退休的年龄，50岁了，单位照顾我，让我不再外出送邮件，在单位做一些物资派发工作。 

    儿子从南京邮电大学毕业了，通过招聘考试，进入了扬州邮政，成了我们家第三代邮政人。 

    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像我和父亲一样。 

    周日，我和儿子搀着父亲，三代人漫步在运河边。深秋的运河，空气清新宜人，河水不疾不徐，悠悠流淌。 

    一个墨绿的邮筒静静伫立在运河边，已显破旧，有少许锈迹，孤零零地独守着自己的职责。父亲拿出纸巾，仔细地擦拭起来，我和儿子也不约而同地帮着擦拭，不一会儿，邮筒就焕然一新了。 

    父亲轻轻抚摸着邮筒说：“这里面装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和情感，一定要干干净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