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充溢着“中国味儿”，彰显着人性的美好。汪老还曾被邮政服务所感动，特地写了一篇专访，由于这篇文章未曾收入作品集，因而鲜为人知。 

    1951年1月26日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刊发了学生林爱梅感谢人民邮政的信。汪曾祺看了报，很为这件事感动。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小事，但又不是一件小事”，以作家细腻的眼光，看到“这件事是在我们周围流动不息的新鲜事物的一滴，它的背后是我们整个的祖国、整个的时代”。循着报纸上的线索，汪曾祺来到当时的北京邮政管理局无着邮件股采访了股长关西邨，撰写了《一个邮件的复活——访问北京邮政管理局无着邮件股》一文，刊发在同年3月的《北京文艺》第二卷第一期。 

    “你在家里坐着，看着报，跟朋友谈着天……”文章以这样轻松、亲切的笔调，把话题引到邮政服务上来，然后再将笔锋一转，讲述起华侨林潭水寄书给女儿林爱梅，如何成为“死件”，几经辗转，又“起死回生”的故事。此文没有新闻体裁的范式，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般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书到了北京。是挂号邮件，转到挂号股。挂号股的同志拿起这个颇为沉重的牛皮纸包一看，很惋惜地叹了一口气：这个邮件大概要‘死’！”原来，信封上只写了“北京林爱梅小姐收”8个字。汪曾祺不禁感慨：“这么大一个北京，哪儿去找这个林爱梅去？”这一疑问，也将读者的心悬了起来。文似看山不喜平。接着，讲述了邮政员工如何通过邮件的蛛丝马迹，靠常识、经验、智慧，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与归国华侨联谊会、华侨事务所宿舍、北师大、辅仁、清华等单位联系，终于把这本书交到了林爱梅本人手里。 

    按说文章到这里该收尾了。汪曾祺却荡开一笔，从新中国成立前后无着邮件复活率由12%提升到52%这一数字的对比，从北京邮政管理局这栋大楼由洋人的宿舍变成中国邮政的办公场所，写出人们的精神面貌、工作状态的改变。“今天，还是那一个建筑，可是，在它的内部起了多大的变化！”这一笔将此文的主旨提升了不少，有些那个时代追求宏大叙事的写作特点。“这个变化是跟我们的历史，跟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而这个变化在一个小小的邮件上面就生动地说明出来了，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又多么神奇的故事！”见微知著，汪曾祺的眼光犀利。在采访过程中，他感受到邮政员工“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后来，正是在这栋大楼下的公安街邮政支局，走出了以“一封信、一颗心”享誉全国的女邮递员罗淑珍。 

    文学，是一门对抗时间的艺术。今日重读此文，仍被汪老真挚的情感所感动，仍被其舒缓的文笔所折服，更感念邮政前辈们的敬业精神。正是秉承“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中国邮政才能历经百余年风雨变革依然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