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赴清河区传达“邮交发”合并的决定 

    我与交通科的同志分开后，正巧遇上李林部长带领的工作团去清河区视察工作，我即向他汇报了护送少奇同志的经过。李林指示说：“你带来的《解放日报》合订本和吴玉章同志的小册子，分局十分需要。你现在随我到清河区，向田子瑢同志传达贯彻分局关于‘邮交发’一元化领导的决定。之后，你再去冀鲁边区，一方面传达‘决定’，一方面尽可能再建一条通北方局的干线。”随后，李林叫田子瑢将携带的分局关于“‘邮交发’三位一体合并”的抄件给了我一份。 

    到清河区后，该地党组织安排我在去冀鲁边时给各辖秘站带生活补助，向他们表达组织的关心，顺便了解一下站上人员的思想情况。我来到了沾化县城东北的豆腐李家秘站，李站长告诉我：“这几天局势恶化，你的衣着在当地不适宜，口音又不对。你拿我的长袍大褂穿上，再戴上‘新民会’的牌子。如有人问你，就说是从威海来探望表哥表嫂的，这样安全些。现在两边的交通线断了联系，你先回清河根据地，将敌人要‘扫荡’的事汇报一下，做些准备，等形势好转再去冀鲁边。” 

    于是晚上，我又一站一站地往回走。在通往根据地的路上，敌人的汽车满载着日本兵，伴着车灯的一道道亮光行驶。为避开他们，我只得从田野里走。天亮后，我找到了邮政管理局的驻地，可敌人已抢先一步占了那里。我见老百姓往北逃，便也往北去，在利津境内跑了四十华里，才在靠近渤海边的八大组村找到了机关，汇报了情况。经机关指示，我从海上乘小帆船到冀鲁边，这是一条从清河区到冀鲁边区的海上秘密交通线。 

    上岸后，我找到了冀鲁边区党委驻地小山村，向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同志说明了来意。他将党内交通科科长赵建德同志找来，共同商议贯彻分局“决定”等事宜。王书记说：“目前，这个地区局势恶化，各方面也不够健全，没有报纸发行。等条件成熟后，再以党内交通为基础创造条件，从乐陵县与晋冀鲁豫的宁津县建立与北方局的交通联系。”赵建德插话说：“我们已有联系，杨建亭同志是宁津县人，他已负责跑这条线。”王书记便说：“很好！近期，你们去开个座谈会，通知相关人员参加，请白同志传达分局的指示并对我区的交通工作做些指示。” 

    次日晚，我与赵建德一夜走过了三个秘站，每过一个站，站上的同志都拿出当地名产“乐陵醉枣”招待我们。那时正赶上年三十。到达三地委和乐陵县委驻地铁家营后，我向地委组织部长汇报了工作。 

    夜里，敌人包围了铁家营，我们二人和组织部等人随乐陵县大队在大队长吴大风同志的指挥下进行突围，顺着交通沟跑来跑去，然而，一夜都没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天亮了，吴大风在交通沟上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同志们，我们被鬼子包围了，现在是杀敌立功的时候了，随我向敌人冲呀！”伴随着冲杀声，一场血战开始了。战斗进行到中午，我们走到一座瓦窑附近，吴大风跑在前面。这时，一颗炮弹打来，他牺牲了。 

    我穿过浓烟，越过砖瓦窑，只见四处都是敌人。这时，我觉得再跑也无望，就进入交通沟躺下了。没过几分钟，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走过来，口里不知说些什么，我猜是要刺死我。我心想，那就不如死个痛快吧，总比当俘虏好多了。于是，我站起来两手叉腰、挺胸抬头，准备就义。不知怎的，日本兵又说了些什么，将刺刀收回去了。一个汉奸对我说：“你小子也跑不了，将前边的收拾完再来收拾你不迟！”说完就往前跑了。 

    不久，敌人的搜索队来了。汉奸说我是“土八路”，叫我把短枪交出来，跟他走。我无奈将一块破绸子包着的10元法币给了他。汉奸看到了包里“新民会”的牌子，又看了看我，把包放进自己口袋里就要走。我喊道：“这是我赶集卖布的钱，你不能拿去，我全家还靠它过年呢！”但汉奸理也不理。到了下午，又来了两个背着枪的汉奸，盘问了我一通。其中一人见我什么话也不说，就指着西北方向说：“东门口有个人等你多时了，你快去吧。”我到了东门口，果然见围墙上下来了一个人，对我说：“我等你多时了，快跟我回家烤烤火。”原来，他正是负责与秘站接头的党内交通员冯德明同志。冯德明在家招待我吃过年饭后，送我向冀鲁边出发。 

    后来我得知，赵建德被敌人用汽车带走了，这次地委与乐陵县委损失严重。我回到区党委向王卓如书记汇报了情况，他叹了口气说：“电台没有联系上，我猜到会出事，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在这里住了不久，又得到敌人要“扫荡”冀鲁边的消息，便按指示乘木帆船回到清河区，再到了分局。这时，分局组织部党内交通科的人员都已调走。李林对我说：“你已完成了传达‘邮交发’一元化领导决定的任务。现在，赵志刚同志任山东战邮总局局长，又是分局组织部党内交通科长、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部长，你就在赵局长领导下继续做你的党内交通工作。”他把张晔同志使用过的一支德国小镜面的匣子枪给了我，我便去战邮总局报到了。□白焕文（本文摘自《山东战邮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