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公发，1934年出生在江西省武宁县横路乡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那里老一辈的人应该都记得他，他是镇上邮电所的投递员，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公众人物”了。 

    俗话说“鸿雁传书”，我父亲就是一只送信的“鸿雁”，一送就送了一辈子。父亲个头瘦高，身板显得略微单薄，一年到头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他，永远是那一身绿色，挂在他脸上的永远是那富有亲和力、洋溢着乐观精神的笑。 

    父亲的工作分两块——将外面来的邮件投递到收件人手上，将寄往外面的邮件送到指定地点和县里来的邮件交换。当时公路没通，父亲每天要从集镇上挑着邮包徒步送到双峤山顶，再接过从县城发来的邮包。 

    从横路街走黄鹰铺，过洞门，爬双峤山到山顶，硬打硬有十五里山路，一个来回三十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山高路陡，七拐八弯，空着手走都感觉很费劲，更何况还要挑着邮包。邮包有轻有重，重的时候有一百多斤，可以想象，长年累月干，没有一定毅力很难坚持下来。从洞门去双峤山接送邮包的过程中，父亲多次赶上下暴雨，山沟里的水陡涨，道路湿滑，好几次差点连人带邮包滚入水沟。送信路上，不仅要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有胆量不怕各种凶猛的野兽，更要学会排遣那莫名的孤独。信件“娇弱”，遇上雨雪天，父亲宁可自己被淋湿，也不让邮包“受一点伤害”。 

    每天蒙蒙亮，当所有人还在睡梦中时，父亲就已经带上头天整理好的邮包和干粮出发了。横路乡地处丘陵山区，地广人稀，很多村舍偏僻闭塞，山路上走的人很少，路旁长满了灌木和杂草，父亲就凭借着一把柴刀，开启了一条条通向各个村舍的“绿色通道”。 

    1972年，邮电所给父亲配了一辆自行车。虽然用脚走的少了，但要跑的范围比原来大多了，工作量一样繁重。父亲仍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地做着这项工作。 

    父亲很清楚每一封信的价值，知道一封信对一个家庭的意义。不管是谁的信，一定要把信件送到本人或其家人手中，只有这样，他心里才踏实。同一个地方，相同姓名的人不少，有些时候遇到信件名字相同，但地址模糊不详时，父亲就要多走好几个村庄，询问好多人家，直到信件和收件人核对无误后，他才放手。 

    我清楚记得，1979年，乡里一位姓陈的人当兵上了前线，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得知儿子上前线，他的父母整日担心忧虑，只盼某天父亲给他带去儿子的平安信。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每天都要走六里山路来我们家询问，父亲每次都安慰他们，并许诺一旦来信，一定第一时间送到他们手上。终于一天下午，县里来的邮包里有他儿子来的一封信，父亲高兴极了，本来按规定这封信第二天送达即可，但父亲连饭都顾不上吃，赶紧骑着自行车把信送到他家。他父母打开一看，十分高兴，儿子因为作战勇敢，荣立了三等功。一家人高兴之余，紧紧围住我父亲说：“公发呀，你真是雪中送炭，太谢谢你了！”我父亲后来对我们说：“那一刻，我就像吃了蜜糖一样，觉得我这一辈子值了。” 

    因为父亲认真负责，他连年被评为优秀投递员。父亲就这样在投递员的岗位上干了31年，直到1989年退休。 

    我们兄弟姐妹9个，那个年代，供我们读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父母打定主意，再苦再难，即使砸锅卖铁也一定要让我们兄弟姐妹都读上书。后来，我们兄弟姐妹都走进了校园，虽然衣服穿得破，背着的也是母亲做的小书包，每天也吃不太饱，但能学到知识，我们很高兴。 

    父亲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信奉“养不教，父之过”，为此，他给我们定了四条规矩：不能乱摸（指偷别人东西）；尊敬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人要有礼貌；不能损坏财物。 

    谁触犯了就处罚谁，没有一点余地可说。父亲还时不时去学校问老师，看我们在学校表现如何、成绩怎么样。尤其重视我们做人这块，绝对不允许我们在做人方面出一点问题。 

    父亲就是这样严格要求我们的。多年后，父亲责罚我们的情形，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我的心灵深处也一直对父亲存着深深的敬畏。但正是这份严厉，让我们兄弟姐妹成了正直的人。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16年，我一直将父亲的正直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作为家风，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