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改革开放前，曾有过3件灯芯绒上衣。 

    20世纪50年代，我国纺织品是凭票供应，且品种很少，灯芯绒就算好东西了。临上小学，妈妈给我做了件灯芯绒上衣，鲜红色，卓娅式，为能多穿几年，做得很大。但随着我不断长高，三四年后还是小了，胳膊肘处也破了。妈妈用黑平绒布把衣服外延了宽边儿，还从肘处接了半截袖子。一天，某电影厂到我校拍摄学生课余生活，我被选中参加活动。当镜头摇至我们小组时，摄像师忽然停机了，他对我说：“小同学，请把黑套袖摘下来。”我先是一愣，听到同学的笑声，才觉出他是误把黑衣袖当套袖了，我尴尬地说：“它不是……”这部纪录片放映时，虽然我的镜头只一闪而过，可我却觉得自己的衣袖那么刺眼，难受了许久。 

    1964年我考取了中学，父母给我买了件新的灯芯绒上衣，深紫色，学生款。穿着它，我决心更加努力学习，快快成才，报答父母，报效国家。可没过多久，“文革”开始了。一天，我和同学将洗干净的衣服晾晒在宿舍楼下，傍晚，“红卫兵”来学校找人辩论，许多人吵吵嚷嚷，一直喧闹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收衣服时，发现丢了好几件，其中就有我的灯芯绒上衣。我的第二件灯芯绒上衣就这么丢了，当时，我心疼得不得了，因为我觉得丢失的不仅是件衣服，也是父母的期望和自己成长的动力。 

    再之后，我下乡插队，贫瘠的农村生活让我无力买新衣服。1971年，我调到公社工作，每月有20元工资，才“慷慨”地花了13.8元买了件灯芯绒上衣：咖啡色，一字领，简洁大方。一天晚上，准备办婚事的同村伙伴儿小琴来找我，说想借我的新衣服。那时当地姑娘出嫁有个讲究，婚礼上时兴穿红灯芯绒衣裤，我痛快答应了。几天后，小琴穿着我的新衣办喜事，虽然不是红色，但新颖的款式和做工引来些许羡慕。我却高兴不起来，想到小琴在人生最幸福的一天要穿着借来的衣服，我的眼泪模糊了视线。 

    40年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深深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凭票证供应的时代一去不返，如今商品琳琅满目，人们再不用把灯芯绒当稀罕物，也绝不会再发生我那3件灯芯绒上衣的尴尬和辛酸故事了。